如果金磚國家能夠將其“當地含量主義”政策轉化為發展知識和創新的跳板，那么他們就能成為未來世界里最有活力、最繁榮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集團
作為當前和未來國際關系分析中一個有效分類，“金磚國家”尚是一個形成中的概念。
任何能夠在21世紀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獲得成功的國家都不得不回答下列四個問題，而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將來自自身對這四個問題的回答：
其一，國家未來的愿景是什么？
其二，如何在一個互相依賴同時又飽受沖突折磨的世界中追求本國目標？
其三，如何因應數字經濟？
其四，為達到目的，愿意付出多少代價？
事實上，金磚國家作為一個整體行動，可以協調成員國的內外政策，形成合力，并進而在國際關系中施展更大的影響力。要達成這些目標，金磚國家則必須在以下三個方面取得進展：
其一，進一步超越擁有相似地理、社會、經濟統計數據國家集合的身份——領土廣袤、人口龐大、經濟繁榮、潛力巨大，這些因素既可以對金磚國家在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中的活動起正面作用，也可以是分裂金磚國家集團的因素；
其二，在追求國家利益和理解世界運作上發展出更精妙的構想，并采取更有力的行動；
其三，建立正規和常態化的機制，將各國商務、社會、政府等各界精英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統一的國際事務議程。
不過，我們需要牢記至少到目前為止，金磚國家還不具備下列特點：
其一，金磚國家還不是正式的國際組織；
其二，金磚國家既不是一個經濟共同體，也不是一個自由貿易區；
其三，就人權、環境、國際和平、安全、貿易準則、在聯合國或國際貿易組織（WTO）內的聯合行動等問題而言，金磚國家只是在構筑共識平臺方向上邁出了最初幾步。
因此，金磚國家必須了解它們想為自己的國家和精英贏得哪些東西，它們想為世界提供哪些東西，并從世界得到哪些東西。而人們也不得不質問金磚國家：
它們是否有一個權力規劃？
它們是否有一個繁榮規劃？
它們是否有一個名望規劃？
只有回答了上述問題，金磚國家的概念才能和應該如何建構未來世界這個問題聯系起來。
這幾個偉大的國家能夠獲得經濟強國的地位，是因為在過去30多年里它們成功地適應了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也即，在一個就業成為經濟成敗關鍵因素的世界里，這些國家落實了多種可行的發展戰略，幫助自身經濟不斷提供當地含量（local content）。
然而，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金磚國家的未來不再取決于它們能如何有效地適應世界經濟，而是會取決于它們如何有效地形塑世界經濟。這必然會使這些國家從成功的當地含量提供者（local content provider）轉變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知識和創新樞紐。
競爭力沖突
當全球資本主義掙扎著試圖在目前的危機中找到出路時，世界經濟中出現了一個強勁的發展潮流——即在巨大的不確定性背景下，各國開始越來越多地傾向于采納建筑在所謂“當地含量主義（local contentism）”理念上的工業和貿易政策。
無論其起初目標是保護新興工業、發展高科技，或者是建設成熟的制造業，這種做法正日益成為國家構筑其貿易和引資能力中最頻繁使用的工具。
在全球層面，我們正在經歷的事情遠遠超出了所謂“貨幣戰爭”的范疇。匯率策略上的紛爭只是一些輔助手段，而非決定性的戰斗。實際上，世界已經進入了“競爭力沖突”階段。
為了抵消鼓勵出口的匯率干預戰略，許多意義模糊的“當地含量主義”伴隨著各種防御性貿易政策發展了起來。當然，現在的“當地含量主義”和過去的貿易保護主義有很明顯的不同。后者主要關注進口配額、關稅壁壘等旨在保護“民族”產業的問題，而前者則十分看重外來投資，并在更大范圍內將政府采購作為誘餌，用以吸引投資。總之，“當地含量主義”的關鍵在“當地”，而不是“民族”。
金磚國家成功的“當地含量主義”措施早已將自身與傳統的排外性保護主義手段區分了開來，后者在20世紀曾折磨了各國的經濟政策。人們不再談論工業資產的民族化，就好像財富不再以物理形式表現，而是存在于人們的才干或知識密集化過程中一樣。
最近美歐國家也出現了顯著地朝著“當地含量主義”運動的趨勢。今年美法兩國總統選舉的主題不再聚焦自由市場，或是強化區域經濟合作等問題，轉而關注創造就業等當地含量問題。
中國巴西比較
中國強大的競爭力是1978年以來其錯綜復雜、設計精巧的“當地含量主義”政策的產物：例如，其公私合作關系（PPP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成為了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跳板，國內（曾經）極度低廉的生產成本，進入世界最重要買方市場的特權，充滿活力的商務外交（幾乎每天都有兩個中國貿易投資代表團分赴美國和歐洲）。
中國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年度GDP超過了10萬億美元，產生了世界經濟中實實在在的“日食”現象（即世界生活在中國經濟統治的陰影下——編者注）。在美歐這兩個傳統的世界經濟中心之外，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新中心”。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設想一下，如果我們能乘坐時光機器回到1971年的一場經濟討論會上，這個會議集中了大批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其他世界知名的戰略學家和未來學家，會議的目的是預測中國和巴西的未來：
到2011年的時候，哪個國家的名義GDP總量更有可能在2020年前超過美國，從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哪個國家GDP總量的60％與國際貿易相關？
哪個國家會成為FDI的最大目的地？
在1971年，幾乎所有人都會選擇巴西。在上世紀70年代早期，這個南美巨人身處“巴西奇跡”的高潮，年經濟增長率超過了10％。那時，世界充滿了對巴西的期待。而在同期，中國吸引世界關注的并非其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而是其充滿了問題的生產。
然而，即便現在巴西在世界上鼎鼎有名，而全世界也對新興市場的潛力充滿敬畏，但事實上，2012年，巴西、印度、俄羅斯三個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與中國一國相當。
那么在過去40年里，哪些事情促使中國獲得了今天的突出地位？
中巴之間的最大不同在于，巴西在過去20年里經歷了一個“將指路燈掛在船尾”（有時甚至連燈都沒有開）的歷程，其發展缺乏引導；而中國則“朝著未來打開了指路明燈”。中國人認為“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因此它們制定計劃，選擇一個發展模式后，就堅持不動搖。而巴西并非如此。
中國決定在一個穩固的經濟基礎上施展其權力和名望的影響力。它制訂了一個建筑在對外貿易和吸引FDI基礎上的國家計劃。它推行并繼續著計劃生育政策，以增加國內儲蓄和投資，后者總量約占中國GDP的50％。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巴西宏觀經濟失序，這等于在巴西經濟字典中刪除了“長期”一詞。巴西民眾也因經濟失序而受損失。但這些損失并不能被看作是為“國家計劃”做出的犧牲，因為那時候的巴西根本沒有全國性計劃。
中國選擇的發展道路整合了公私部門合作關系、勞動法、廉價勞動力、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和低稅收政策，使中國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業中心。
而巴西卻沒有能夠在過去40年里落實任何有助于發展其權力和名望的計劃。
今天，巴西將國家發展計劃和復興計劃混雜在了一起。巴西關注基礎設施、港口、機場和道路的建設——這是過去追趕現在的舉措。事實上，巴西正在尋求“進口替代式工業化（ISI）”的沉默復興，或說ISI2.0。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巴西采用進口替代政策來改變國家經濟依賴農業和礦業的DNA。
20世紀兩個時期的增長——即庫比斯切克總統治下的“五年躍進五十年計劃”時代（1956－1961），以及“巴西奇跡”時代（1967－1973）——在很大程度上都是ISI的結果。ISI使巴西年經濟增長率超過了10％，也成功地將巴西轉化成了一個以強勁的國內消費市場為服務對象的工業經濟國。當然，匯率政策不清晰、工業垂直整合缺失，以及不友好的國際環境也給巴西帶去了ISI不受歡迎的兩個“孿生姐妹”——通貨膨脹和外債高企。
今天，ISI2.0很容易通過巴西國有企業、官辦銀行、大城市、各州以及聯邦政府在參與世界經濟活動中確認、追求巴西國家利益的做法來定義。ISI2.0是觀察巴西各級政府如何在外國競爭面前保護本國企業，繁榮當地含量，運作政府采購的變量。
ISI2.0有兩張面孔。一方面，它繼續維系高額進口稅和其他貿易壁壘以保護民族企業集團并繁榮巴西的戰略產業（如中間品生產、軟件、電子產品、汽車等）。另一方面，當本幣被明顯高估時，如果沒有關稅壁壘，巴西制造業貿易逆差將變得更為巨大。事實上，許多巴西人已經因為向外國進口商品支付過高價格而不滿。
就像上世紀50年代的ISI雛形，ISI2.0明顯是“民族主義的”。不過，它也與時俱進地更新了“經濟民族主義”的內涵。除了保護巴西企業，ISI2.0還號召企業“巴西化”，即鼓勵它們挖掘巴西國內市場的潛力。巴西有一整套鼓勵企業在國內創造工作機會的激勵機制。其中最有力的一個工具就是盧拉-迪爾馬兩屆政府執行的、有力的政府采購政策。
巴西正在運作一個“鹽下油藏對沖基金”。因此，未來30年里，發現新石油儲備的乘數效應對那些有意投資巴西的企業來說將變得格外巨大，并促使其制定在巴西發展的長期計劃。這也是為什么在2011年，雖然全球經濟危機仍在繼續，但巴西仍吸引了650億美元FDI，約占當年全球FDI總量的5％。
那么，現在巴西面對的都是好消息嗎？也不全是。如果它繼續將亟待改革的勞動力市場、稅收制度和政治改革放在一邊，那么巴西很有可能成為金磚國家乃至全部新興經濟體中表現在平均水平以下的一個。巴西的ISI2.0計劃也有其天生的弱點。在未來許多年里，這個計劃都有賴于持續的、大規模的FDI流入。為了使各項工作順利推進，ISI2.0還必須創造更短的學習周期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巴西的未來有賴于其各行各業的企業能夠朝著技術密集型方向發展。對巴西而言，將其富有創造力的民眾引入一個充滿了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的社會是最重要的戰略。巴西今天的比較優勢（生物能源、礦業、石油、鹽下油藏開發）必須為建設明天的比較優勢服務（不斷擴展的研發、專利業、新產品、企業與大學的緊密結合等）。
從當地含量提供者到創新樞紐
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其他經濟體“去工業化”問題，巴西、俄羅斯、印度有其自身考量。但它們至少應該通過各自版本的“當地含量主義”進行“再工業化”，以部分抵消中國的沖擊。
以巴西為例，中國已經取代美國和歐盟成為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最主要的FDI來源。農礦業是巴西的比較優勢，中國對農礦產品的需求很自然地促進了雙邊合作，并將合作擴展到其他領域（如物流、基建、飛機制造等）。
因此，巴西、俄羅斯、印度的企業家懷著對中國產品“潮水般”涌入本國市場的憂慮，也自然會歡迎各自政府收緊進口配額或采取其他進口限制措施。不過，這些企業家對中國的匯率政策沒有過多的批評，他們更愿意批評各自過時的、缺乏競爭力的國內勞動法和財政法、落后的基礎建設，以及過高的融資成本對本國企業在國內外市場上競爭力的損害。
因此， “當地含量主義”如今既是中國得以成為全球經濟引擎的重要支柱；也是世界其他國家對抗中國超強競爭力的概念之一。
在全球化高潮階段，伴隨著全球范圍內物流業、產業供應鏈的發展，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許多商品是來自“公司網絡”的“世界制造”。但未來，我們可能會越來越少地看到這樣的“世界制造”，而看到更多來自單一國家的商品和服務。
甚至在因“貿易立國”戰略繁榮的中國，也不得不發展一個不那么依賴對外出口，而更多依賴內部消費的“當地含量主義”發展模式。中國政府、企業、消費者以購買者身份簽署的合同將不得不更多地支持地方化的經濟行為，以便為地方創造工作和就業。
然而，雖然“當地含量主義”能夠在數年內為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帶去不小的利益。但全球經濟將為此在效率層面付出高額代價。如果“當地含量主義”不是作為一個國家趕超戰略的一部分存在，而是變成了一個控制跨境經貿合作的哲學，那么我們只能看到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失衡、全球范圍內的不平等現象也將隨之上升。
相反，如果作為金磚國家工業政策核心部分，當地含量只是用以保障各國企業能夠公平競爭的杠桿，那么金磚國家作為全球競爭引擎的地位就能進一步穩固。
如果金磚國家能夠將其“當地含量主義”政策轉化為發展知識和創新的跳板，那么它們就會成為未來世界里最具有活力、最繁榮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集團。
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金磚國家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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